近日，多個國家宣布了恢復演出的打算。文旅部要求，劇院等演出場所恢復開放，觀眾人數不得超過劇場座位數的30%。這讓國內演出行業看到了希望，但是在單場觀眾規模受限的情況下，演出方需要為重啟拿出耐心和理性的決策。

　　過去3個多月現場沒有演出的日子里，藝術家和觀眾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藝術家職業生涯戛然暫停，觀眾進不了劇場，大家不得不將互動的方式轉戰到網上。破冰在即，彼此都需要恢復元氣，以及在疫情尚未完全結束時鼓起相聚在一起的勇氣。

　　北青藝評對話音樂評論家王紀宴，討論特殊時期藝術家和藝術行業發生的那些前所未有的話題。

　　對話人：王紀宴 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副研究員

　　“應景”不是問題 水平不行才是問題

　　北青藝評：疫情期間，沒有線下演出之后，出現了很多網絡傳播的古典音樂“作品”，比如樂團無觀眾演奏，藝術家以鼓舞抗疫士氣為出發點的演奏。還有一種比較輕松的方式，像外國音樂家用自己擅長的藝術本領在居家時的怡情或者游戲。另外還有各樂團、音樂廳、歌劇院將音視頻資料上線。

　　對種種非常態之下的古典音樂互聯網生態，您怎么看？

　　王紀宴：我的思維和習慣屬于比較傳統或者保守的，這種“非常態之下的古典音樂互聯網生態”，雖然我也都能看到，卻并不被吸引，而且，從內心里也不認同其意義和價值。

　　對于我而言，迄今為止音樂存在的兩大方式是現場演出和唱片，后者準確地說是“錄制音樂”（recorded music），包括唱片、DVD，也包括存在于網絡的音頻和視頻。

　　疫情暴發至今，在視頻中看到的最有影響力的無觀眾樂團演出，當屬柏林愛樂樂團與其前任總監西蒙·拉特爵士的音樂會。盡管很多人為那場特殊的音樂會而感動和贊嘆，但我從這場音樂會中感受到的只有悲哀和無奈，還有一種因為觀眾缺席而始終彌漫的不真實感和虛幻感。

　　像郎朗、穆特這樣的著名音樂家將自己在家中演奏的視頻給大家看，作為一種藝術行為，有鼓舞士氣的作用，也很親切，但那并不是音樂作為一種精神食糧的“常態”，因為這樣的演出是“偶爾為之”的。而作為常態存在，為熱愛音樂的人們提供日常精神食糧的，在當前，是“錄制音樂”，那些在一個多世紀之內由無數偉大的音樂家和樂團在音效優良的音樂廳、錄音棚和教堂錄制的曲目浩瀚的作品。

　　北青藝評：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疫情”產物，一些樂團也因應形勢生產了一些“應景之作”。這類作品大家往往不是很看好，總覺得會先天不足。

　　王紀宴：關于疫情期間的“應景之作”，應該說，“應景”本身并不是問題。事實上，在音樂史上有一個強大的“應景傳統”，很多偉大的作曲家都寫“應景之作”，其中也有不少在“應景”之后仍具有不朽價值的杰作，如亨德爾的《皇家焰火音樂》和《水上音樂》。甚至貝多芬的《莊嚴彌撒》這樣宏大的震撼之作，起初也是應景之作，是貝多芬為他的學生魯道夫大公的就職典禮創作的。但應景之作如果本身的藝術水平不夠高，那就連眼前的“應景”目的也難以實現。而就我個人的感受以及了解到的人們的普遍評價，一些“抗疫作品”缺乏藝術性，屬于典型的“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的那一類。

　　如果對藝術欣賞沒興趣 門檻降再低也沒用

　　北青藝評：有一種樂觀的看法，認為疫情客觀上促進了古典音樂通過互聯網推廣傳播，門檻降低，擴大了影響力。

　　王紀宴：我持高度懷疑。事實上，在疫情暴發之初以及之后一段時間內，我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是被這種來者不善的新型病毒給嚇著了，聽音樂的心境大受影響，在一段時間后才逐漸不那么頻繁地看微信，而能從音樂中得到精神享受和慰藉。

　　互聯網對音樂的傳播，門檻本來就很低，任何人只要想聽音樂，我們的手機中擁有的資源，甚至比較生僻的早期音樂的錄音版本，都足以超過資深唱片收藏家。比如我最近一直在聽法國路易十四時代的作曲家夏龐蒂埃的《感恩贊》，隨時打開手機，就可以有十幾個版本可以選擇，既有這部作品被重新發現后由路易·馬丁尼指揮的史上第一個錄音，也有威廉·克里斯蒂、馬丁·若斯泰和馬克·明科夫斯基這些古樂專家指揮的更貼近17世紀這部作品問世之初聲音風格的演繹。

　　回首當年，我在學生時代為買一盤渴望已久的磁帶（還不是黑膠唱片或后來的CD）而不得不節衣縮食的情景，如今這種聆聽資源的富饒實在是不可思議！這種富饒，這種門檻的降低，當然會讓更多人走進古典音樂，但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圍內。能夠隨時聽到，和是否有興趣聽，還是距離不近的兩個概念。

　　事實上，我周圍太多人根本不知道他天天抓在手里、除了睡覺幾乎片刻不離的手機里有那么多可以聽的音樂。這些音樂，不需要用連接線就可以和藍牙音箱匹配，而如果藍牙音箱稍微優質一點（也不需要太昂貴），那么我們聽到的就是幾乎能與“發燒音響”有一拼的潤澤、豐富、響亮的音樂！但我們每天在朋友圈里看到，太多人寧肯在包括但不限于謠言在內的各種垃圾信息中樂此不疲地呆著，一遍一遍地刷，而想不到，也沒有興趣聽哪怕一分鐘的鋼琴曲或舞曲。疫情之前，好像這一點還沒暴露得這么充分。

　　在精神食糧的構成上，大家的差異很大。在門檻的高低之外，對欣賞藝術的興趣引導和培養，應該是更重要的。不然，門檻再低也沒有用。而且，我也根本不認為疫情和門檻有什么關系。

　　“半是天使半是蠢驢”藝術家都“不會過日子”？

　　北青藝評：疫情下藝術從業者的生存問題，到底是不是一個問題？外國很多非常知名的樂團都提到了因為疫情遇到了困難，希望觀眾出資支持。古典音樂從業者，是否真的會如此迅速地陷入生計困局嗎？這是普遍現象嗎？頂尖樂團會這么“差錢兒”嗎？

　　王紀宴：我從新華網轉發“新浪財經”的一篇文章中看到，據國際勞工組織4月7日發布的報告顯示，在全球33億勞動人口中，已有81%受到新冠疫情影響。音樂是受到最直接沖擊的行業之一，從業者的收入肯定也受到很大影響。甚至連紐約大都會歌劇院這樣的全球頂級機構，他們的CEO彼得·蓋爾布宣布，由于疫情導致演出取消，歌劇院的管樂團與合唱團成員的聘用從3月12日起暫停。

　　音樂家們的生計是否面臨問題？這是太多人關心的問題。我相信，確實會有些音樂家由于收入銳減甚至暫停，而使得日常生活受到影響甚至一時難以為繼，比如一些新入職的人，沒有積蓄，需要每個月的收入償還房貸或車貸等。但這樣的情況，我們得承認，在各個行業普遍存在。而就我所認識的音樂領域里的朋友和家人來看，他們還都不缺吃喝，而且，由于這段時間外出就餐減少，他們在朋友圈曬出的餐桌佳肴還明顯比平時豐盛。

　　關于外國的藝術家不存錢的說法，我想到指揮大師卡拉揚在談到他的晚輩同行卡洛斯·克萊伯時說的一段話。卡拉揚說，克萊伯曾告訴他：“我只有饑餓的時候才會去指揮的。”克萊伯在指揮家中以才華出眾和魅力強大享譽樂壇，但他同樣出名的是“能不指揮就不指揮”的習慣。卡拉揚說，克萊伯家有個很深的地窖，里面裝滿食材和美酒。只有當地窖快要空的時候，他才會說：“噢，現在我要去指揮一場音樂會了。”卡拉揚親切地、善意地將克萊伯比喻為一頭狼。

　　“克萊伯的地窖”這個意象，對于我屬于十足的“過目難忘型”，也讓我聯系到卡爾·榮格的“原型”：我們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地窖”，我們小時候的存錢罐，也未必不是我們的“地窖”，那里面攢起來的壓歲錢——我們的“財產”，給我們安全感，還有一定程度的“財務獨立”，每當我們想買一件東西得不到父母批準時，情急之下會提出“走存錢罐”的動議。不存錢的外國藝術家肯定會有一些，中國藝術家也會有，但我相信，事實上在音樂之外的職業中也不乏所謂“月光族”，但音樂家中更多的也是在收支方面理性而謹慎的人，盡管絕大多數沒有克萊伯的地窖，而且，也很少有人有克萊伯生前所擁有的那種“開張吃三年”的收入水平，但存款是有的。

　　我經常發現，藝術行業之外的人看待從事藝術的人，時常還會帶著一種特殊眼光，覺得藝術家是一些與常人不同的人——或者干脆說白了吧：瘋瘋癲癲，世事不諳，或者掙不到錢，或者掙到了也不會攢錢，莫扎特、舒伯特就是典型代表。“鋼琴大王”李斯特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世人眼中的音樂家，不是被詩意化和理想化，就是被低幼化，“半是天使，半是蠢驢”。而這無疑是對藝術家形象的嚴重誤解歪曲。古往今來，頭腦精明的音樂家大有人在，生活優裕者所占比例并不低，只不過人們更喜歡將滿腔同情給予幾位貧寒者。

　　所以，至少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并不認為古典音樂從業者會迅速陷入生計困局，即使有個別人也不構成普遍現象。而頂尖樂團更不會“差錢兒”，因為這些樂團的演奏家的收入通常還是比較豐厚的。我支持觀眾以直接捐款、購買會員資格、退票轉預購票等方式支持藝術機構，包括我們的國家大劇院和各地劇院，這要看觀眾個人的情況，看他們“地窖”里的存貨情況。比起觀眾的支持，社會力量的支持和國家政策的扶持所起的作用無疑更大。

　　疫情影響猶如二戰？這個說法未免太夸張

　　北青藝評：有人把這次對古典音樂的影響跟二戰比，您覺得有可比性嗎？甚至有人說會影響到整個世界古典音樂的格局。

　　王紀宴：就疫情持續到今天的情況來看，對古典音樂的影響與二戰還完全不可同日而語，雖然疫情造成的損失也很大，但畢竟不具有二戰那樣的破壞力，尤其是對作為藝術存身之地的建筑。像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米蘭斯卡拉歌劇院、德累斯頓的森帕歌劇院，這些偉大的歷史建筑在二戰的轟炸中不是嚴重受損，就是徹底變為廢墟，戰后都用很多年才完成重建。

　　但我們看一下這幾座劇院的歷史會欣慰地發現，即使遭到這樣的毀滅性重創，演出本身在戰后恢復的速度也快得驚人。

　　在蘇茜·吉爾伯特與杰伊·希爾合著的《四大歌劇院全傳》一書中，開篇所寫就是二戰后的這段時間，有這樣一行讓我印象深刻的文字：“維也納人的歌劇院雖被炸毀，但只需等待短短幾個星期，他們就能夠再次觀賞他們那心愛的歌劇藝術了。”藝術家們移師人民歌劇院和維也納河畔劇院，電話不通，有軌電車停駛，歌劇院的工作人員靠步行去通知每一位需要參加排練的藝術家，這是讓人熱淚盈眶的描寫！藝術，正如人類一樣，有時或許顯出脆弱的一面，但又確實有特別頑強的，甚至是不可思議的生命力。所以，一旦疫情過去，生活恢復常態，我們會立即涌向國家大劇院、保利劇院、中山公園音樂堂，需求會有反彈，觀眾會有增加，因為，曾經被我們認為天經地義的現場演出，因為這段特殊時間，而顯得更加可貴、可親！

　　與二戰的破壞性相比，我們那些劇院，所有的劇院，不僅沒有任何損毀，而且由于一些辛勤的劇院工作人員在疫情期間堅守崗位，利用這段不能演出的時間加強維護，所以，只要疫情過去，迎接我們的將會是煥然一新的劇院和養精蓄銳的藝術家呈現給我們的精湛演出。一切取決于疫情快快過去！無數人翹首以盼著這一天！

　　至于世界古典音樂的格局是否會發生什么變化，就目前的情況來判斷，我并不認為有這種趨勢。我認為很多人，尤其是公眾號，太喜歡充當預言家，而預言家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當的，弄不好就是危言聳聽，造謠。說他們是烏鴉嘴已經算是好的了，因為那是預言成真——或者說，蒙對了——才有資格得到的稱呼。至于疫情是否會刺激創作，我覺得可能會是深層的，比如對正常生活的熱愛，莎士比亞在《奧賽羅》中寫到的“日常之美”的珍視，對環境的關注，對野生動物的關愛，等等。未必一定是與疫情直接有關的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