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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財政收入高速增長，居民收入比重持續下降的背景下，“減稅”無疑是今后一段不短的時間里，我國經濟政策走向的關鍵詞之一。在剛剛落下帷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議中，“完善結構性減稅”就在財政政策中排在第一位。

　　但值得玩味的是，自2004年以來，我國就一直在進行結構性減稅，即部分稅種減稅、部分稅種增稅。不過，過去幾年的結構性減稅并沒有能夠阻止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結果是財政收入所占GDP的比重從2002年的15.7%一直攀升到2011年的22.8%。這九年時間總共提高了7.1個百分點，其中沒有任何一年出現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財政收入數據還沒有包括政府的其他收入。如果把其他收入納入進來，廣義財政收入所占GDP比重在近幾年的提高幅度更加驚人。

　　2011年被不少學者稱為“減稅”年，國家稅務總局會同財政部等部門，自9月起出臺實施了一系列關于結構性減稅的政策措施。但即便年內出臺多項減稅政策，2011年財政收入仍預計將第一次超過10萬億元，所占GDP比重將比2010年的20.7%提高2.1個百分點。

　　在日前舉行的“2012網易經濟學家年會”上，眾多專家就結構性減稅提出了不同觀點，并引發了一輪“論戰”。針對“減稅”話題，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賀鏗、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陳志武等5位國內一流學者，就我國財稅的問題再次深入探討。

　　宏觀稅負到底有多重？

　　陳志武：我想說，我們的政府“真貴”。從1995年到2010年，如果把通貨膨脹的影響去掉，在這15年里，政府預算內財政稅收翻了10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概只增長了2.2倍，農民收入只增長了1.7倍。

　　2010年，中國8萬多億元的財政稅收和今年的10萬多億元稅收，大概相當于4.3億城鎮居民今年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如果以今年農民的純收入作為基數，今年預算內的財政稅收，相當于14億農民的收入。

　　周天勇：整個宏觀稅負確實很重，江浙、廣東特別是浙江的一些小微企業，確實生存很困難。

　　國內的民營企業，為什么一般都很困難？社保稅率提高，再加上增值稅，它們承受不了，90%的企業，如果不偷稅、漏稅肯定會倒閉。在增值稅率不降低、小微企業的稅收不降的情況下，如果加強征稅的法制化手段，我覺得，對一些民營制造業、小微企業，包括一些服務業，將是一個很嚴重的打擊。如果最后把制造業都收跑了，我覺得，這個稅制肯定是不合理的。

　　賈康：有些問題并不是稅的問題，是收費的問題。在企業從創業到發展的過程中，必須要通過通盤的體制改進和管理的創新推進環境優化，給小微企業創造更好的生存條件和發展條件。這不光是稅負的問題，其他和稅負有關的因素，應一并解決。

　　高培勇：對2010年全部的稅收收入進行分割會發現，70%以上都是間接稅，就是轉嫁性質的稅。這意味著，這70%的稅大量是由消費者負擔的，更多的是中低收入者而不是主要由高收入者負擔的。

　　把2010年全部的稅收收入加起來，其中91.5%都是被稱作企業的所得稅，真正由個人交納的稅收只有8.5%。這說明，在中國真正有針對性的，可以由政府把握的稅款的比例大概不足10%，大量的稅收都是企業交納之后再把它加入到價格中向全社會擴散的。

　　賀鏗：世界銀行公布的基尼系數顯示，將20%的高收入人口的平均收入和20%的低收入人口的平均收入比較，我們國家是10.7倍，美國8.4倍，印度4.9倍。這幾個數字的比較應該可以充分說明，我們的收入差距太大了。

　　結構性減稅到底要怎么減？

　　周天勇：我對財政稅收體制改革，有這么幾個想法。

　　第一，我們要本著這么一個精神，就是這么多的制造業和企業，這么多的小微企業，在承擔政府各種稅負的情況下能不能生存、能不能有創業的積極性、能不能發展？如果能生存、有創業的積極性、能發展、有就業，這是我們愿意看到的。如果因為我們的稅收負擔，小微企業都倒閉了，制造業都不能干了，我們的就業都沒有了，我想，這肯定是不行的。這說明，我們的稅制是不合理的。

　　第二，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老百姓富裕起來。像韓國以及我國的臺灣地區，它們在高速增長的時候，國家和臺灣地區政府也富裕了，但老百姓富裕得更快。我想，能不能在今后五年、十年中，我們的國家也增加收入，但老百姓也更加富裕起來？

　　我想，只有尊重這么兩個原則，話題討論才有意義。

　　賀鏗：中央提出結構性減稅政策，我認為始終停留在口頭上，必須明確“減誰的稅，減多少，怎么減”。不能只說不做，要研究制定具體的減稅的措施辦法。對小微企業，人大財經委已經做過了幾次調研，覺得小微企業的確存在不少的問題。我們現在的問題是，不具體，究竟是怎樣的企業要減、怎么減，目前還沒有具體的辦法。

　　高培勇：我們討論問題的時候，必須要理解中國的國情。我們的間接稅比重偏高，企業繳納的比重太高了，因此，我們要做一件事：在保持稅收穩定并略有增加的前提下，減少間接稅，增加直接稅，個人的稅收要增加，企業的稅收要減少。這樣做，矛頭所指并不是普通人，而是指高收入者、富人。只有富人和高收入者繳納稅收多了，普通人繳納稅收才少，只有直接稅多了，間接稅才可以減少。

　　另外，2010年，在全國稅收收入中，由國有企業繳納的稅收比重占14.7%，在全國城鎮職工當中，只有17.2%的人工作在國有企業。這兩個數字能告訴我們幾個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國有企業的占比是怎樣一種分量；第二，在稅收貢獻度中，國有企業的占比是怎樣的；第三，在整個城鎮職工就業的大棋盤上，國有企業的占比是怎樣的。

　　賈康：中國的現代化離不開現代的稅制，必須是中國的直接稅增長起來，替代痛苦程度很高、主要落實在中低收入階層的間接稅。該減的稅確實應該減，包括企業所得稅的并軌，以及增值稅的轉型，到個人所得稅的降低，這些測算出來都是幾千億、幾千億的。而（增收新的稅種）更多的是看稅收的框架，比如房地產稅試點，在中國的法律框架里是合法的，它所增加的稅收也是微乎其微的。

　　陳志武：我是希望每個人能記住，在財政部民主制約不大的情況下，千萬不要輕易地又推出新的稅種，應該把現有的稅種先減掉兩萬億以后，才有可能談新稅種的推出。尤其是，不能為了一時的政策需要，不能以財產稅這種根本性的、涉及到老百姓利益的稅法，來為短期的宏觀調控需要找到解決的方案。

　　政府應該花多少錢，怎么花？

　　高培勇：政府應該收多少錢，要先看一看政府究竟應該花多少錢，究竟需要政府干多少事。如果不聯系政府的職能、不聯系政府在現實社會中做的事情去論證政府該征多少稅，我認為意義是不大的，必須要腳踏實地而不能隔岸觀火。

　　政府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花錢，如果大家關注政府的改革，關注政府的職能履行情況，應該從關心政府的財政狀況入手。

　　賀鏗：我始終認為，財政稅收主要的功能是促進社會公平，應該利用財政和稅收的杠桿調節收入分配，促進經濟協調發展。關于財政支出，我講五個觀點：第一，加強中央財力，合理轉移財力，促進地區之間的均衡發展。我們國家地域很大，經濟發展很不平衡，中央必須有足夠的財力轉移到地方，轉移到欠發達的地方，才有可能促進東、中、西部協調發展。第二，財政支出的重點要真正地轉向農村，促進城鄉的協調發展。第三，要認真地落實結構性減稅的政策，扶植小微企業的發展，提高就業水平，促進低收入者增收。第四，要大力壓減“三公”經費的支出，努力提高社會保障水平。第五，調整收入分配，促進社會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