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記者王虔)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脫貧攻堅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目標和標志性指標,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確立了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的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消除區域性整體貧困的目標。
2017年10月9日,在第四個國家扶貧日即將到來之際,習近平對脫貧攻堅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社會主義是干出來的。脫貧攻堅是硬仗中的硬仗,必須付出百倍努力。全黨全社會要再接再厲、扎實工作,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征程上不斷創造新的業績。李克強總理也作出批示,要求以更強的責任感、更硬的舉措、更大的氣力,奮發進取,苦干實干,確保貧困群眾如期實現脫貧。
回顧這五年,我國在前四年已經累計減少貧困人口5564萬人,年均1391萬人,2017年至少減少1000萬人。“我們國家自1986年開展大規模扶貧以來,到2000年十幾年的時間里,每年平均減少貧困人口是639萬。從2001年到2010年十年里,每年減少673萬。十八大以來,每年減貧1300萬人以上,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成績。”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在國務院新聞辦10月10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這樣表示。
上下同欲 脫貧攻堅形成合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進脫貧攻堅,習近平總書記更是親自掛帥、親自出征,走遍了所有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國內50多次考察有30多次涉及扶貧,在河北阜平、陜西延安、貴州貴陽、寧夏銀川、山西太原先后召開了五次跨省區脫貧攻堅座談會,反復強調脫貧攻堅,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同志和政治局的各同志都對脫貧攻堅工作高度重視,給予有力指導,各地區各部門認真貫徹落實中央的決策部署,社會各界積極參與合力攻堅。
劉永富介紹,這五年,我國建立了脫貧攻堅的制度體系,包括責任體系、政策體系、投入體系、動員體系、監督體系、考核體系,為脫貧攻堅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時,國家推動脫貧攻堅重點工作,包括精準扶貧、精準幫扶、精準退出、資金項目管理、分類施策等重點工作有序推進。經過各地區、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貧困人口規模大幅度減少,貧困地區面貌明顯改善。
2017年,井岡山市、蘭考縣率先脫貧,貧困縣實現了歷史上第一次數量上的減少。劉永富表示,脫貧攻堅不僅解決了貧困群眾和貧困地區的貧困問題,還廣泛提升了農村的基層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促進了基層干部作風的轉變,“在脫貧攻堅的偉大斗爭中,也鍛煉培養了一大批農村干部和黨政機關的青年干部,這些作風的轉變和干部的培養鍛煉,將在下一步新的偉大事業中成為寶貴的財富。”
因地制宜 扶貧工作精準施策
到2020年,中國要全部消除絕對貧困,不留“鍋底”。圍繞著這個目標,按照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實施分類施策的要求,我國打出了政策“組合拳”。
在組織領導上,實行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管理體制。劉永富介紹,中西部22個省的黨政主要領導向中央簽署脫貧攻堅責任書,立下“軍令狀”,進行嚴格的考核評估。832個縣的縣委書記、縣長,從2015年開始到2020年,要保持穩定。從中央、省、市、縣四級黨政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抽調“第一書記”和駐村工作隊員,在崗近百萬人,累計下派已近300萬人。
在財政投入上,中央要求投入要和脫貧攻堅任務相適應。脫貧攻堅戰打響以來,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每年有30%以上的增長。在金融投入上,“5萬元以下、三年以內、免擔保免抵押、銀行按基準利率放貸、扶貧資金全額貼息、縣建風險基金”的金融產品已經達到3800億元。對帶動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參與的扶貧龍頭企業,中央銀行發放扶貧再貸款,利率也很低。在土地政策上,貧困地區扶貧項目用地給予保障,允許土地增減掛鉤指標在省內交易。最近,又進一步擴大這方面的政策,比如建村級光伏電站政策。
對于深度貧困地區,中央專門召開了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并且出臺了支持文件。在具體措施方面,劉永富指出,首先是將這些深度貧困地區作為支持重點,加大資金政策和工作投入力度。其次,中央各部門都要圍繞深度地區完成脫貧攻堅任務加大支持力度。同時,省負總責解決轄區內深度貧困問題,實行省負總責的責任機制,由省里確定自己的貧困縣、貧困鄉鎮、貧困村。確定這些深度貧困地區,省里必須還要出臺新的政策和措施,加大支持力度。
在目前剩余的貧困人口中,家庭成員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比例在上升,也是脫貧攻堅工作的一個重點。國務院扶貧辦綜合司司長蘇國霞介紹,扶貧辦和衛計委等部門在聯合開展健康扶貧工程,從基本制度層面建立了基本醫療、大病保險、醫療救助這樣的三項制度,同時補充一些商業保險,解決基本問題。現在,各省也出臺了很多政策。同時,衛計委和扶貧辦已經啟動了“三個一批”行動計劃:大病救治一批,慢病簽約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正在全國實施。
考慮長遠 正視問題戒除急躁
雖然我國脫貧攻堅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但還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劉永富介紹,當前存在的主要困難,就是深度貧困地區的脫貧任務還十分艱巨,因病致貧的問題十分突出,解決這些地區和群體的貧困問題成本更高,難度更大。同時,在扶貧工作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是不落實、不到位、不精準,以及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問題,還有部分貧困群眾內生動力不足。他表示,對這些困難不能低估,對問題不能回避。
關于脫貧的進度和質量的問題,劉永富指出,要實事求是,“急躁癥”肯定不行,“拖延癥”肯定也不行。“在能不能脫貧的問題上,就是要堅持標準、實事求是,有條件的快一些,條件差的慢一些,但是不能弄虛作假,不能搞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來對付,用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對付是過不了這一關的。”
蘇國霞表示,“急躁癥”和“拖延癥”兩種傾向反映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就是到底對誰負責。所以,解決這個問題,第一就是要教育干部,干部的責任是為人民服務,脫貧是要對歷史負責,引導他們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同時,在工作手段上,要加強考核評估,督導檢查。
在做好當前扶貧工作的同時,還要考慮建立長效機制。劉永富表示,第一,是農村基層組織的建設問題,貧困村、貧困鄉鎮基層組織的建設要加強,要有主心骨,要有帶動這些貧困地區貧困人口脫貧甚至致富的組織領導力量。第二,目前要用好外派去的“第一書記”和駐村工作隊。從長遠看,在村里除了組織建設以外,還要培養產業帶頭人,同時,吸引本土人才回鄉,建設不走的工作隊。第三,在貧困地區脫貧最根本的還是要發展,要培育特色優勢產業。第四,在教育、衛生方面也要建立長效機制。比如,通過完善醫療保障解決看病問題,通過發展學前教育、義務教育、高等教育等提高人的素質和技能。這幾個方面的工作,要交叉同步進行。